栏杆,长长的廊道中间嵌着砖砌的廊柱,在初春明媚的阳光下,显着温暖的宁静。他们的房子在楼上,那扇油漆剥落的木门尚有褪了色的浅蓝,门上落的锁已长出锈斑。问楼下的孩子,只说他们走了几年,大概是在上海。我想起他们有个女儿在上海。
绕到后院,楼上的阳台摆着空花盆,泥色白色青花色各式各样。5年前的那天女主人穿着蛋青碎花绸衣,拉着我的手说快看呀花开了。一直记得她把笑容开在脸上的样子。
我的职业是记者,5年前他们的故事在小城长翅膀的时候,我决定去采访。那天我走上小楼,58岁的丈夫搀着58岁的妻子出门相迎。丈夫朴实,妻子清秀,丈夫黑黑的脸膛凑近白皙的妻子,轻声说记者来了。妻子是盲的,始于1990年的糖尿病并发症。
屋子里有点暗,家具很旧却感觉温暖,如爱人残余的体温。妻子的嗓音脆脆的:人家都讲我有福,说我家老李真是个难得的好人。老李看着盲妻,象受表扬的孩子一样憨笑。妻子说这么多年了,我先病后瞎,老李又做男又做女,烧洗煮买还要照顾我。老李撑不住,碰碰妻子的手说,看你,一家人讲这些干什么。妻子执拗:我就要讲,老李你不容易。一边用衣袖擦眼睛。老李找了手帕侧身给盲妻擦泪,回过头对我说话时嗓子有点哽咽:我欠她的。我俩认识的时候她是城里人,在供销社上班,长得又好,我在乡下,苦得很,她顶住家庭的压力嫁给了我;生孩子的时候难产又差点送了命。妻子还在哭,老李伸出手,轻轻拍她的后背。
妻子却说,是我欠他,为了我,他经理都不当了。妻子失明的时候却值丈夫事业的巅峰,那时丈夫在物资公司当经理,免不了的应酬必须洽谈的业务,象绳索将他缠绕。那天他疲乏地回到家是晚上9点,他以为妻子睡了。屏声敛气打开门拉开灯,妻子一人坐在黑暗中。听到声响,妻子从椅子上忽地站起摸索着向前寻他的手。老李的眼泪涌了出来,他深深体会了妻子的寂寞孤独。第二天,他起草了辞职报告,几个月后,他办理了提前内退手续。
一生中剩余的时间,老李把自己变成眼睛或手杖,交给了妻子,他相信盲妻心中的那盏灯迟早会被自己点亮,一定会。领工资了,一文不少地交到妻子手中,妻子说我瞎了用不着,丈夫说你是这个家的女主人,钱你就该管着;两个人出门散步,丈夫总要在衣橱挑挑选选,找最合适的衣服给妻子换上;夜里妻子睡下了,丈夫却在翻医书,后来给妻子打针化验自己都能对付。花儿,因为那是妻子健康时喜爱的,老李在阳台上一下子植了十几盆。就算她看不见,我也要告诉她什么时候花开了,老李说。
采访他们那年在春天,象这个春天一样丰满生动。我们坐在客厅,客厅连着小卧室,小卧室有一扇门通向阳台,阳台外紧邻着银行的花圃,再远一点是城里的小学。门开着,空气中传来隐隐的花香和孩子有一阵没一阵的读书声。我走进小卧室看他们年轻时的照片,两张放得很大的黑白照:丈夫剑眉方脸,英俊爽朗;妻子目光含情,秀丽动人。两个人有光洁的额头锦缎一样的皮肤,如当初浪漫坚贞的爱情没有丝毫皱折。丈夫搀着妻子走进来,妻子找到我的手,拉着我来到阳台,脸上有几分孩子气的喜悦,她说快看呀花开了,红的是杜鹃,白的是栀子花,还有那盆金银花,都开了,真漂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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