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- 我终手活到退休了。什么叫“退休呢?退出人生舞台?退出社会?现在是普天之下都在嚷嚷“老人社会”,惊呼那负担的沉重,可怕,简直到了不堪重荷的地步了。这使我猛醒到,一个劳动者辛辛苦苦动一生之所值,原来只够他劳作的岁月的活命之资;成年以前,“在家靠父母”,老了之后,“出门靠朋友”了。两头都是靠别人养活的寄生虫。
我不信“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”的老话。所以在不惑的年龄大惑,在知天命的年龄回顾茫然。我也不信来生,轮回,只是有时想到火化,有一点紧张:不知道痛不痛?总之,我不相信命运。但有一天,不知为什么心里一闪念,蓦然回首,却发现从未成年前记事起到这休矣,原来是五个偶然在改变着我的命运。
第一是父亲的胆怯。
现在是有了黄埔同学会了。“假设”父亲不死,当然也是这会的一个会员,我儿时在故乡老屋的昏间阁楼上,翻出过一本大概叫同学录一类的东西吧,上面有许多小照,一律戎装,其中有他。也见过现在电影里有时露一下的他们每个同学都有一把的那种短剑,仿佛记得那是用来“杀身成仁”的玩意,像旧时大官身上的什么珠子是带着剧毒一样。我的确记得,偶尔高兴他哼哼过“怒潮澎湃,党旗飞舞,这是革命的黄埔”的歌曲,说是“校歌”。如果记忆不算数,那么,目前偶然在书店看到一本《黄埔军校史料》的书,我好奇地检阅,还真看到了他的姓名,果真如此。
我从记事就不喜欢他。因为什么?跟着感觉走。一解放懂事就僧恶他。这回,不言而喻,因为他的反动。
他的反动,不仅在北伐中没有认识共产党,跟着共产党,而且在“百万雄师过大江”的前夕,竟忘了“兵败如山倒”的格言,竟不知国民党气数已尽,竟重新穿上军装,组织一群乌合之众,从有名的拿山口退入井冈山区。的确是乌合之众,一天清早起来,几声炮响,加几声“叭”,他们就一哄而散了,于是只有一两个外人,几个亲戚而当兵的跟着他。夜行昼伏,在崇山峻岭中东躲西藏。我是独子,十五岁,传家宝,被带在身边。
我也紧张,不记得有恐惧。一天,父亲决定带我一个人逃出去:出江西,过湖南,下广州,走香港。于是化装,于是苦等天黑。
天黑以后转移住地,不记得走了多久,不记得打尖,不记得投宿,只记得没有人盘查,没有人阻拦,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说是要出永新县界了,父亲犹豫起来,就在要和护送他的卫士,一个土生土长跟随他多年的卫兵分手,他独自领着我赶路的时刻,他决定返回。他知道藏在山里是没出路的,也不可能长久,他曾念叨躲过冬至就好,他常计划怎样化装走什么路出逃,这都是我记得很清晰的,特别是那个“冬至”,为什么走到界边又返回了呢?一定是胆怯,不敢冒险吧?
这是我“长在红旗下”的关键。“假设”父亲在途中被发现,被逮捕,我会怎样呢,在那兵荒马乱的时期?“假设”漏网,像他的上司,同僚,部属,到香港,到台湾,到美国,四十年后既往不咎,竟然衣锦还乡,我又会怎样呢?我是谁?
解放军终于在1949年那个寒冷漆黑的冬至前一刻的夜里,将在深山大沟东躲西藏的父亲一行六七个人搜捕归案,不几天解到县城,分两拨关押,父亲、母亲、我,算是一家,关在一幢民居的小洋楼里,房门外就有荷枪的战士看守,没有起居规定,也不禁止交谈;来访是没有的,一日三餐照送,方便由战士押着如厕。但我才十五岁,又病疮,行动不便,比较自由,也就是看守得不那么寸步不离。
这样过了几天,一次我方便回来,在房门口,那位看守的年轻战士,我至今记得他的样子,比我略高,少年脸庞,瘦小的身上穿着鼓鼓的棉衣,背着步枪,轻声细语地对我说:你年纪小,还可以去读书,不要怕,不要跟他们走。这又决定了我的命运。
又过了几天,将母亲和我转交给了地方。坐了几天班房,放出来了。
在县城住了一些日子,为的等父亲的消息。当将他解往省城的时候,母亲带我回到老家,原先分散的两个妹妹也回来了。
这时我念念不忘那位解放军的话:我可以去读书。我向母亲提出来。旧历年也不愿在家里过,我就只身回到了南昌。原先学校发给我的“应变”证明书丢失了,南昌一中不让复学。我只好报考。考上了南昌二中,因为没有学历证明不让报到。那时还没有取缔私立学校,那是只要钱不要学历证明的。我于是进了私立赣省中学,那时又没有毕业即失业以及择业的问题,一个学生也就是按部就班准备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干部。我就这样参加了革命,成了干部。“假设”解放军战士没有对我说那句话,“假设”我不信或将信将疑,疑惧参半,迟疑不决,一过年就是春耕,就是减租减息的斗争,我在家庭里是惟一的男子,长子,想走也走不掉的。我将是另一个我,是可想而知的。在中国,“子承父业”,“父债子还”的传统,不要说我这一代,就是再有两三代也不能淡化、消解吧?
凡是五十年代走过来的学生,开大会拉过歌的,那种翻天覆地的喜悦,革命的无上权威,人应作忘我贡献的激情,大概总不会忘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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